[花语日记] 亲历春运25年

1981年，当“春运”两字第一次出现在《人民日报》的标题上时，杨勇开始了北京客运段乘务员的生涯。对他来说，从1983年开始，春节就意味着他要迎接人潮汹涌的客流；他将周而复始地见到无数双眼睛里透出的回家的迫切。

　　1980年代　绿皮车里像摇煤球

　　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旅客们多是在北京工作生活，趁着过年，回家看老人。当时的车速是每小时60公里左右，如果有人春运时从北京回广州过年，需要在火车上待三四天。

　　旅客带的东西，让杨勇印象深刻的是冻肉。那时天冷，大块的肉都是用铡刀铡，铡好装在袋子里带上火车。挂面也算好东西，很多旅客背着一捆捆的挂面。

　　“没有空调，全部都是绿皮车”，在杨勇的记忆里，当时人们经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，“一条绿色的长龙在山间蜿蜒”。

　　那时的冬天，冷得鼻子一吸气就能粘上。绿皮车厢透风，煤又烧不热的时候，车上的水管就会结冰，连接处遇冷收缩，车厢里就跑水，一冻就成了冰。旅客和乘务员在车厢里走动，要像耍杂技一样小心翼翼。

　　只有一个卧铺车厢

　　因为车少，超员也多，一到春运，解放前日本人遗留下的火车，又矮又小，木头地板，也被拉出来重新用，几乎没有舒适可言，一列车只有一个卧铺车厢，很少有人舍得花钱去坐。

　　车上很少会有人舍得买盒饭，杨勇记得，那时候说上海人节省，从上海到北京，30多个小时，一只烧鸡吃了一路，每个骨头缝都吃得干干净净。

　　虽然超员，杨勇心里还是比较踏实。他说，那时候旅客想得简单，能回家就行。路程也不长，心理稳定。杨勇从列车员做到了列车长，上世纪80年代春运的客流，一年年在增长，但在他看来，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，探亲流和学生流还是春运的主力军。

　　1990年代　列车内拥挤难闻

　　真正让杨勇吃惊的是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“人一下子就像从地里生出来一样”。他那时候跑北京到四川达县的线路，车到了达县一停，站外黑压压的一片，看得他头皮发麻。

　　当时，几乎从四川出门打工的人，都要从山里走出来集中到达县。回家过年后，出外打工的人，要提前一周在车站外面排队等车。这一周，几乎没有人离开他所排的位置，吃喝睡都在那一平方米多的地方。有时候为了防止加塞，后面的旅客要抱着前面人的腰，像长龙一样摇晃。

　　火车一到，车站大门打开，武警带队进去。进入车厢，“就像码行李一样”，把农民工们码起来。座位上挤满了，座位之间的小桌上挤上4个人，厕所里挤11到12个人，严丝合缝。乘务员几乎无法走动，整个车厢里气息无法忍受，打开车厢门的时候，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直扑过来。

　　整个列车只会空出几格座位，以应付突发事件。有时候会遇到突发性精神病。拥挤，难闻的气味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，使旅客的忍耐性达到极限。有人会跳车或者攻击旁边的人，这时候需要把发病的人隔离开。一般来说，隔离一段时间，人就会平静下来。也有人受不了直接就跳车摔死了。

　　多年春运的经验，杨勇总结出一个规律，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发病的频率，要比出门打工的农民工高。他推测，从外地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兜里都揣着钱，害怕被人偷，所以太紧张。

　　春运就像一场战争

　　杨勇说，那时候的春运像一场战争。有时候，农民工都上了火车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两个车厢间的弹簧被死死压住，车都开不了。比上车更难的是赶人下车，旅客都死死地贴在车上，怎么劝都不肯下去。

　　杨勇至今回忆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，他说没办法，就只能往下扔行李，行李下去了，人也会跟着下去，等着车站再调配车辆。

　　车开了，还不能踏实。到下一站之前，乘务员会反复告诫旅客，不要开窗。到站之后，又是一批人涌上来，看到有缝的窗户，拿起扁担就撬，撬开直接跳进来，车厢里一片混乱。身为列车长的杨勇，压力大得睡不着觉。他最担心的就是出安全事故。

　　2000年代　回家一票难求

　　1997年开始的火车大提速，让春运旅途变得不那么难熬。车票的价格也在调控客流的名义下，不断上浮。尽管严重超员，但拿到一张票，对很多人来说，仍需要经过一场“激战”。

　　今年的春运，因为有了网友的草根售票指南和关于内部出票的视频，格外引人关注。20多年无法解决买票难的问题，让网友集聚了太多的怨气。

　　年初，胡锦涛总书记就春运火车“买票难”问题做了批示，要求开动脑筋化解矛盾。铁道部的发言人说，2012年会解决一票难求。

　　杨勇现在已是沪特车队的总支书。他依然在一线，唯一的希望是春运不再那么挤。